5月4日下午，都市快報副總編輯徐行自殺離世。徐行在快報負責新媒體、文娛等部門，今年才35歲，是都市快報最年輕的副總。
聽說徐行自殺的消息后，都市快報許多員工一夜難眠。微信朋友圈里，都是哀嘆、悲悼和感慨的文字。有人在微信里說：“快報的人，今晚都在哭。”一位副總特意把同事們叫進辦公室，說：“我就想看看大家都好不好。”快報的總編輯朱建，連夜寫下題為《傷逝》的微博，語句中充滿悲傷與自責。都市快報的社長、創始人楊星哭了好幾次，怎么也無法接受事實。
都市快報的朋友在微信里告訴我：徐行有抑郁癥。徐行的家人也透露，他從今年1月份開始，整夜失眠，吃安眠藥也沒有用。這應該是導致悲劇發生的原因。
許多人包括患者本人都以為，抑郁癥只是一種心理疾病，自己想開點，或者找心理醫生，就能解決問題。這里頭有不少錯誤認識。最大的錯誤，就是沒有真正認識到抑郁癥的殘酷性與危害性。據報道，抑郁癥已是世界第四大疾病，然而與高發病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抑郁癥患者中，只有不到10%的人接受相關藥物治療。過于“輕敵”，導致許多抑郁癥患者不能得到正確治療，從而埋下悲劇的伏筆。
財新傳媒常務副主編張進曾患有重度抑郁癥，他寫下了對抑郁癥的切身感受。其中第一點是，如果患了抑郁癥，要承認現實，面對現實。第二點指出，抑郁癥是一種器質性疾病，而非簡單的心理問題。他還告訴人們，正常的心理治療只對輕度抑郁癥患者有效，中、重度患者只能先靠藥物改善大腦神經遞質的失衡。除了告誡抑郁癥患者一定要“堅持服藥”，他還呼吁“一定要用理智讓自己不具備自殺的條件”。因為抑郁癥患者中，有著高達30%的自殺率。
回頭想想，不僅是抑郁癥患者，包括一些患者所在單位同事(領導)、家人和朋友，對這種疾病的認識，都非常不夠。如介紹我閱讀張進文章的媒體朋友，一度也患有抑郁癥，曾徹夜睡不著覺。當時，我也只是隱約地感覺他有些不對勁，勸他萬事看開一點。這根本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我們總是習慣于站在自己的角度想問題，卻沒有想到抑郁癥患者看待世界、處理問題的不同視角，而這很可能讓患者陷入孤立無援之中。
徐行因抑郁癥自殺，不僅對快報人，對許多媒體從業人員都產生極大觸動?？梢哉f，傳統媒體已經成為抑郁癥的一個重災區。我身邊就有幾個同事、朋友患有抑郁癥。這是確診的案例，而實際上，還有不少人因為癥狀不明顯，恐怕連自己都不知道患了抑郁癥。近年來，媒體人因抑郁癥自殺的消息，也有不少。如《人民日報》大地副刊主編徐懷謙跳樓自殺、新華社安徽分社總編輯宋斌自縊身亡，都與患有抑郁癥有關。
傳統媒體原本就是一個高壓力的工作，從業人員工作緊張、經常熬夜，都是尋常事。這是極易誘發抑郁癥的一個成因。由于經常上夜班，部分從業人員除工作外，很少個人交際和興趣愛好，有些人連家人都難以照顧周全。久而久之，有的人可能因此走進抑郁癥的病災區。徐行在微博上說自己“從小苦命，無父母指導，一路坎坷走來，心酸無人可知”，這可能促使他比別人更發奮努力，自加壓力，整個人變得像一根緊繃的弦。
時至今日，紙媒的壓力還來自于新媒體轉型的彷徨與困惑。身邊許多同道中人，平時更多討論的是如何實現紙媒轉型或個人轉型，話語間充滿了焦慮感。看不到紙媒的未來，不知道轉型的路在何方，讓整個媒體圈患上了集體抑郁癥。徐行一人肩挑新媒體部門和傳統媒體的部門運作，可想而知他的壓力有多大。他離世后，許多媒體人在微博、微信上寫下“今夜，我們都是抑郁癥患者”。這句話，不無悲愴凄涼，道出了媒體人的深深憂傷。
那天晚上，我和妻子一邊說著徐行的事情，一邊談起彼此這么多年來的工作和生活。我們都很想說的一句話是：從今以后，要更加地照顧彼此。我在微信朋友圈寫下：愛家人、愛自己、愛人生。抑郁癥并不可怕，用愛的力量，可以讓它難以趁虛而入。一旦遭遇上了，只要正確認識，勇于面對，也能夠早日走出這陰郁的人生低谷。
如果說，紙媒轉型是這一代新聞人的宿命，我們能做的、也必須做的就是，照顧好自己和家人，積蓄走向未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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