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來，朵云軒累積下了豐富的書畫藏品，可謂吸納了千年的水墨靈氣，其中精湛的木版水印技藝在為這些傳世之寶以復本形式流傳于民間的同時，也平添了諸多傳奇。
海上朵云
1900年7月，八國聯軍侵華的前夕，《申報》在一個并不起眼的位置連續幾天刊登消息，對一家小箋扇莊“朵云軒”即將在上海開張的消息廣而告之。然而不出幾年，朵云軒手工印制的信箋和扇面，已漸漸成為上海文人雅士、社會賢達的私愛。
雅逸的“朵云”二字，源出五代韋陟，他常以五彩箋紙書信，落款字若五朵云，后人因稱書信為“朵云”。朵云軒的創始人借了這個雅名，從自制自印箋、扇的小業著手，漸漸發展為大規模的木版水印工坊，由木版水印擴及藝術出版，又以書畫經營為核心，進行藝術品收藏、拍賣，發展壯大成為海上赫赫有名的水印制作和書畫經營之家。如今在上海繁華的南京東路上，朵云軒的百年老店立在那里，門前的匾額上集自米芾書體的“朵云軒”三字俊邁清朗，在熙攘的人流中顯出幾分不流于俗的古意高邁。
而在避開了人群的一隅，上海書畫出版社后院的一座小樓里，黯淡的光線映照著二樓樓梯口對面墻壁的一塊木頭牌子，上面鏤了一行沉水般的陰文隸字：木版水印。這個面貌樸素的工作室就是被外界譽為印刷“活化石”的木版水印技術的載體。除了上海的朵云軒，就只有北京的老字號榮寶齋仍保留著完整的傳統木版水印技藝，二者因此被書畫界并稱為“南朵北榮”。
最左邊的一間彌散著霧氣的，是還算寬敞的水印工作室。進門處兩臺加濕器哧哧噴著白霧，這讓室內看上去有些恍惚，幾座長條的舊工作臺擺放得像從前的車間，幾位長者和年輕的女孩子各自埋頭就著臺上的小燈或繪或印。為了保證水印間充分的空氣濕度，這里常年開著加濕器，四面窗戶緊閉，到了夏天空調也不能開。
窗外是飽濕的濃蔭，靠窗坐著的69歲的樓杏珍是現在水印間里年紀最大的老師傅，退休后返聘來這里繼續帶學生。她現在帶的學生是4位年輕漂亮的小姑娘，算起來，這幾個年輕人應該是她帶的第三代學生了。這些學生現在大多還在三年學徒的初級階段，她們翻著玉扣紙，印些畫片、箋紙打基本功。而坐在她們前面的林玉晴，是樓杏珍這代老師傅們帶出的第一代弟子，她在這間水印室工作已有30多年，如今是水印室罩唯一的一位技師。林玉晴右手握著一粗一細兩枝毛筆，為面前金箋紙上的畫幅作最后的一道細致潤色。筆罷，尺幅展開，彩繪輝煌，那是復制的任伯年傳世的皇皇巨制——《群仙祝壽圖》。
鏤象于木印之素紙
鄭名川是朵云軒木版水印室主任，畢業于中國美術學院的他研習的是國畫花鳥，來到朵云軒木版水印工作室已經8年。他告訴我們，眼下正在制作的這組任伯年《群仙祝壽圖》高2.1米，寬7.2米，在尺幅上將是木版水印史上的大型精品之最，從2001年開始著手到現在已經斷斷續續耗費了他們六七年的時間，估計到2010年方可完工，屆時將是現今木版水印工藝傳世的扛鼎之作。《群仙祝壽圖》僅勾描每一位人物的費時都難以計量，鄭名川曾拿給我看他勾描的其中一叢草葉的紙稿，葉脈錯綜，交疊繁復，看得人咋舌，勾描這一塊就費了他近兩月的時間。而勾描之后每一位人物的刻版費時也長達十多個工作日，全幅《群仙祝壽圖》十二屏條的畫面中，精雕細琢的人物多達46個，更不消說人物之外的仙山樓閣、靈石異草、珍禽瑞獸。其工藝的細致繁復、設色繽紛，僅人物頭上一點指甲大小的花朵或草藤上的幾筆漫興戲墨都得單獨為它們刻一塊色版……如此功夫，只消想想那一堆近2000塊瑣碎堆砌、大小形狀各異的雕版就可知一二。
在二樓西頭繪稿勾描的工作室里，小姑娘孔妮延在臺燈下悉心運筆。拿到原稿之后，她一般需要對照原稿作一幅細致的摹稿用作印樣，同時也通過臨摹加深理解作品設色用墨的程序和一些微妙細節，以便于合理分版。分好版后，用半透明的雁皮紙覆蓋于膠片勾摹稿上，將整幅畫作分成若干幅獨立的“饾版”或“拱花”稿描摹于雁皮紙上。
孔妮延拿著一方綿薄輕透的雁皮紙搖了搖說：“這雁皮紙細滑不化墨，現在已經比較稀缺了。”我曾聽說日本越前的雁皮紙耐水而不蛀，可存千年。孔妮延是去年大學畢業后來這里的，因為專業就是國畫花鳥，她覺得這里沒有更復雜的人際關系和瑣事紛擾，與古人對談一陣后，她擱了筆捧本書小讀一陣。那樣單純的狀態讓我無比懷念大學時候照臨吳道子、壁臨《永樂宮》的日子……
隔壁刻版室里少了墨香，多了木頭味兒。這里到處都擱著大小形狀各異的黃楊木和梨木饾版，上面布滿細密的線條和刀紋。刻版室的李智和孫群年紀不算大，資歷卻都不淺。李智整整刻了20年的版，孫群30不到，在這里的時間也有了8年。二人都是蔣敏的弟子，如今已70出頭的蔣敏早已退休在家，孫群該是他帶的最后一個徒弟。孫群刀下正雕琢的，是《群仙祝壽圖》中的一團祥云。云“開”了一半，另一半還覆在薄透的雁皮紙下。俯身細看平整刨光的梨木版上細膩層疊的刀跡，如同起鱗的皮膚。
水印間里的楊云這會兒左手拿上了棕刷子——壓紙桿將一疊宣紙在印刷臺面上固定好，噴壺潮了紙后用油布蒙蓋浸悶均勻了，第一塊形如豆餅的印版對好了位置，用烤軟的膏藥粘固好——現在她要開始試印了。案上沒有朱砂、藤黃，要印的是一幅水墨山水：齊白石的《一帆風順》。楊云拿毛筆蘸少許淡墨在瓷盤中，左手一柄棕刷在瓷盤中打圈勻好色，刷撣于印版上，然后對應摹稿以筆蘸墨細細補筆，見著濃淡墨氣到了，于是左手拉住宣紙一端，用力適中、不偏不倚對準印版覆上，右手持棕耙子在紙背砑印。說話間楊云一手迅速揭起宣紙，兩間山林野舍已經恰到好處地呈現在畫面中。問：這百張《一帆風順》要印上多久？回答說：三四個月。
作為傳統工藝的術版水印的每一個工序都必須完全采用手工操作，所有技藝傳承都是師傅帶徒弟一代代口傳身授。來這里學藝的年輕人必須經過3年的學徒期打好基礎，學勾描的天天練習線條筆力，學刻版的手上要磨出老繭，學水印的先從一年的“提刷吊耙”基本功練起——左手手腕提刷吊耙水平轉動，每天要刷500張小畫片……學徒期滿之后，經由長期的手頭操作和墨氣濡染方能成才。鄭名川說，在這里培養一個人大約需要5-10年，而且每位手工藝者都不得不面臨工作枯寂和生活清貧的考驗，這正是木版水印和其他一些民間手工藝一樣所面臨的基本現實。[next]
傳奇三種
百年來，朵云軒雖歷經起落，卻也累積下了豐富的書畫藏品，使得大批散佚于民間瀕于滅跡的歷代筆墨之寶得以存世，其中不乏國寶級文物，可謂吸納了千年的水墨靈氣。而精湛的木版水印技藝在為這些傳世之寶以復本形式流傳于民間的同時，也平添了諸多傳奇。
首先是關于木版水印復本幾可亂真的故事。曾有白石老人的一幅《青蛙》，自朵云軒印制出來，竟被人誤當原作而收購，實際上，這并非眼力不及，有時就連作者本人也難辨真假：某次白石老人駕臨朵云軒，店家拿出一幀照原作水印的《蝦》來讓他鑒別，白石老人端詳了半天，最后還是搖搖頭無有定論。類似的事情不勝枚舉，很多人往往只有從裝裱的新舊上來甄別原作與復制品。而用與原作相仿的材料裝裱復制品，是朵云軒的又一長項，如此就的確真假難辨了。許多收藏家因此不得不求助于朵云軒的專家：曾有一封外國來信寄與朵云軒，信中附有一張齊白石作的紅牽牛花彩照，寄信人詢問朵云軒可曾復制過此畫，因為他怕高價買下的這張大師作品是一張木版水印復品，大概海內外的收藏家大都領教過朵云軒木版水印酷肖原作的技藝。
其次，就算不說細勁古雅的《步輦圖》、集工藝之大成的《宋人冊貞》、《西廂記》，也不能不提《十竹齋畫譜》。這部印于上世紀80年代末的精工之作，是朵云軒依據明胡正言的彩印《十竹齋書畫譜》和《十竹齋箋譜》復制的。胡正言工書善畫，尤擅制印，棄官之后，過著隱逸的生活，余生全力經營水印木刻。他所繪刻的《十竹齋書畫譜》和《十竹齋箋譜》自開始到完成歷時26年，集合了饾版和拱花等套印技藝，精美空前，傳世不朽。直到現在，“南朵北榮”的水印技藝仍大體沿襲胡氏的模式。
原本冊頁散佚的這兩部傳世畫譜，集朵云軒多年之力得以復現，1989年送萊比錫國際藝術圖書展展出，引起轟動。評獎時，評委會選中了這套明胡正言《十竹齋書畫譜》，他們甚至覺得以萊比錫有史以來的最高金獎都不足以表彰，因此特意破例設置了一個“國家大獎”鄭重授予朵云軒——他們始終無法理解中國人如何印出這樣的作品，怎么放大都看不到任何網點，完全像原件一樣。
胡也佛大概是朵云軒木版水印人中最大的傳奇。此人為民國時期海派畫家，尤工人物。胡也佛一生無所師從，全憑靈氣造化力振古法，筆下仕女尤其娟秀獨絕，了無俗痕。胡也佛練就的線條功夫，至今仍為海內一絕，據說當初國畫大師張大千得見胡也佛的工筆仕女后，驚嘆連連，從此不涉工筆仕女。歷經了一番亂世浮沉之后，胡也佛出任勾捕組長，并負責木版水印總設計，為朵云軒第一代弟子的長成作了重要鋪墊。由他親自勾勒的《秋原獵騎圖》（仇英原作）成為朵云軒早期珍品。也正因為有胡也佛的存在，“北榮”榮寶齋就不得不承讓“南朵”三分。前段時間曾聽聞胡也佛的工筆《金瓶梅》拍了50多萬，還有人唏噓并不算高，他存世真跡極少，估計國內最多不過十來幅。
“文革”劫后的胡也佛已近晚年，因患重病而手臂顫抖，卻仍不忘揮毫，只是已無法親筆落款，只留印章為記。他常拄著手杖蹣跚而來朵云軒木版水印工作室，留著很美的長髯，風采遺世。
2008年6月，素有印刷術活化石之稱的朵云軒木版水印技藝，作為上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代表之一，入選第二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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