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的一些書畫經銷商與職業書畫造假人純粹就是趁現在出版界管理相對較寬松、較自由之機，策劃通過書的特種“包裝”來為書畫贗品的拋售打開一扇方便之門。恕我直言，這是一個巴掌拍不響的事：如果沒有那些出版機構的功利作為，經銷商與造假人就很難鉆這個空子。根據筆者10多年以來細致觀察，唯有兩者一拍即合，才會最終導致造假者一次次“陰謀”的得逞。
人為出版
“人為出版”手法的始作俑者是一些海外不講誠信的書畫商人，特定時間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地點是中國香港、臺灣及新加坡等地。因為該時該地區的印刷出版業相對來說較之內地發達，書畫市場起步早，資金投入也充裕。一些書畫經銷商在舉辦名家書畫作品展銷的同時，往往要印制“名家作品集”之類書籍冊子以配合展品作銷售。當時，海外也很盛行“集資”出版某某書畫名家作品集冊這樣的活動。請大家想一想，既然策劃者與隨份子方皆是為了某種算不上是為了弘揚民族文化的目的而出書，且此類書又多半不會被拿到書店里銷售，那么，書中作品來路正否、署名為某名家的作品有無經過鑒定專家的把關，必然是難有著落的事。到20世紀90年代末，我國內地諸如此類情況的發展就更加離經叛道：正規出版社“有償提供”書號，專業報刊買賣版面，有的記者編輯收受紅包行事等等，漸漸成了半公開的行為，更為“人為出版”書畫偽作提供了行為空間(或稱條件)。我們完全能想象得出，當某些初涉書畫投資領地者們在面對著一件或數件出版于某版本，書名很堂皇的名家作品集冊里的作品時，單純的他們心中的信任與期待指數會有多高自然不必言喻。但是，現實又著實是太殘酷了。如今魚龍混雜，贗品充斥的名家作品集冊已不計其數地登堂入室了，已然若地溝油般，給健康高尚的書畫收藏活動帶來了重大“隱患”。我們的書畫買家們若是一味“天真”下去，或處于掉以輕心的狀態，就免不了要蒙受精神與經濟的雙重損失。
迄今為止，基于帶有“人為出版”性質的有關名家藝術與作品的出版物極多，因此受到業內人士質疑與非議也相應成正比。像齊白石、黃賓虹、張大千、傅抱石、陸儼少與石魯等幾位名家便是“人為出版”偽作的“重災戶”。以至于我無論在何時何地，每當看到某一部新出版的名家書畫集冊時，我都會像以往接觸任何一件署名某名家的作品一樣，繃緊著神經，以審視的目光與心態來對待它。要是讓我找出與本文闡述話題相關的若干書籍與名家贗品實例，那簡直是件信手拈來的事。其實，在寫本篇文章前述部分的許多辨偽文章時，用到的一些偽作范例就來源于很多所謂某名家的畫冊中。
如近些年出版的所謂“陸儼少藝術”的書有很多，混雜在那些書中“似曾相識”的作品就有不少。而當我們再去翻閱同樣是該名家另外的幾部書時，常常就能發現極不正常的現象。請大家注意看圖1這件署名陸儼少的對聯書法，它出版于某出版社出版的《陸儼少書法墨跡》中，但當我們再翻閱出版于香港版《陸儼少書畫藏品集》第一卷中的某頁時，就會發現刊印有驚人相似的圖2作品。從這兩件作品中，字的筆線運行狀態與結體去判斷，尤其是看到它們右上方上款小字，圖1的筆線輕浮、字與字無呼應征象，與圖2的不同時，圖1的偽作屬性暴露無遺。
偽造出版物
我不否認，書在普羅大眾的心目中，無論如何仍享有較高的“信任度”，尤其是出版時間較長，外觀較陳舊的書，勢必看上去就更具“真實性”與“說服力”。初入收藏圈的人決不會無緣無故就會想到，書也會被有意造假的事實。
正是由于造假者的策劃往往總是超前于“一般”人，他們早已捷足先登干起了“偽造出版物”的勾當，讓近幾年常在鑒藏界活動的人想忽略它們都做不到。“偽造出版物”的具體造假手法大致有兩種。一是找來“對路”的舊書，將偽作仿照原書頁面的樣子進行影印，再施以做舊，然后“偷梁換柱”，重新裝訂原書，表面上看還和原來的書一樣;二是杜撰一個匹配的書名及書號，并盜用某正規出版社之名，將批量偽作入編，進而印刷成書。也有的將成書內外都處理成布滿折痕、蟲洞與霉漬的舊書模樣。
在醞釀撰寫此文的日子里，我剛好又收到一本北方某拍賣行的拍品圖錄，其中有幾件畫作都分別用紅顏色字體注明了該作品曾出版在某某不同年月的美術界專業刊物《美術》雜志上。正好筆者幾十年來一直在訂閱和保存有此刊物，為了驗證該拍賣行的“誠信度”，我便到書櫥中去找出那些被明指的相應具體出版年月的《美術》雜志。結果根本就沒有見到能“對號入座”的那些畫。如，圖3署名蕭淑芳的人物畫，拍賣圖錄上注明“附出版物《美術》2002.6封二”字樣，而我查閱到的2002年第6期《美術》的封二卻是一幅版畫，即圖4，圖5是該刊的封面，這是最最客觀真實的辨偽物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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